在创新驱动、开放引领、科产融合与“强县活区”的战略指引下,成都正以系统性思维重构科技资源向产业优势转化的底层逻辑。面对全球未来产业格局的深刻重塑,这座城市不再满足于被动承接或局部突破,而是主动谋划、全域协同,致力于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与规则制定者。其“底气”源于深厚的战略科技基础与活跃的市场主体,“打法”则体现在生态构建、制度创新与场景驱动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中。以下从战略根基、企业图谱、生态机制、治理升维与未来跃迁五个维度,深入解析成都如何将科技禀赋转化为决胜未来的产业动能。
一、战略根基:国家使命与城市能级的双向奔赴
成都的“底气”,首先来自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重要承载地的独特地位。目前,成都在蓉布局了1个国家实验室、4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10个国省大科学装置,形成了覆盖基础研究、前沿探索与工程转化的高能级平台矩阵。这些“国之重器”不仅是技术突破的源头,更是吸引高端人才、汇聚创新要素的磁极。
更重要的是,成都并未将这些平台视为孤立的存在,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推动其成果外溢与本地产业深度绑定。例如,依托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、中科院成都分院等机构,建立“定向研发—中试验证—企业承接”的闭环通道,实现从“论文产出”到“产品落地”的高效衔接。这种“顶天立地”的战略布局,使成都既能在量子信息、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参与全球竞争,又能将技术势能转化为区域发展的现实动能。
此外,在“双循环”新格局下,成都地处“一带一路”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点,拥有自贸试验区、国际航空枢纽、陆港枢纽等多重开放优势。这为科技成果的跨境流动、资本对接与市场拓展提供了广阔舞台,真正实现了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。
二、企业图谱:从“单兵突进”到“军团作战”的未来产业梯队
成都的未来产业版图,并非由少数龙头企业独舞,而是一支结构多元、梯次分明、协同联动的“成都军团”在集体冲锋。这支队伍呈现出三大典型特征:
(1)资本市场的“冲刺者”:技术深耕+全球视野
以卡诺普为代表的一批硬科技企业,已完成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跨越,正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全球化跃迁。它们的特点是:掌握全栈核心技术(如控制器、操作系统)、构建本地化供应链、具备成本与性能双重竞争力。这类企业的崛起,标志着“成都智造”已具备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,也预示着本土创新企业正从“跟跑”迈向“并跑”甚至“领跑”。
(2)场景规则的“定义者”:需求牵引+标准输出
沃飞长空等企业在低空经济赛道的成功,关键在于抢占了“适航取证+场景验证”的先机。成都为其提供的不仅是政策支持,更是一个全域开放的“飞行试验场”。这种“政府搭台、企业唱戏”的模式,使得企业不仅能完成技术验证,更能主导行业标准的制定——这是从“参与者”向“规则制定者”跃迁的关键一步。
(3)垂直生态的“孕育者”:社区共生+快速迭代
白鹭湾科技生态园中的“西部脑谷”代表了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态:以一栋楼为空间单元,围绕特定技术方向(如脑机接口)集聚科研机构、初创企业、医疗机构和投资方,形成“即研即用、边用边改”的敏捷创新循环。这种“雨林式生态”极大缩短了技术迭代周期,也让成都在全球类脑智能等新兴赛道中占据了早期优势。
这三类主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价值链:上游有基础研究支撑,中游有中试平台衔接,下游有应用场景拉动,中间则由一批敢闯敢试的企业家群体串联贯通。
三、生态机制:破解“死亡之谷”的全链条赋能体系
科技成果转化常被称为“死亡之谷”,因其面临资金断链、场景缺失、供需错配等多重风险。成都的破局之道,在于构建了一个多层次、全周期、可触达的创新支持体系:
(1)供需耦合机制:“科创天府·智汇蓉城”平台
该平台年均举办近300场对接活动,连接9000余家企业与上百所高校院所,实现了“企业出题、院校答题、政府助题”的良性互动。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,更是一个动态匹配的知识交易市场,显著降低了产学研合作的信息摩擦。
(2)中试支撑网络:141家中试平台与概念验证中心
这些平台分布于重点产业园区,提供工艺放大、样机测试、安全性评估等专业化服务,部分还引入“风险共担”机制,由政府承担一定比例失败成本。此举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在重资产投入阶段的资金压力,提升了技术走向市场的成功率。
(3)场景供给创新:从“空间提供者”到“场景设计师”
成都创造性地提出“城市即实验室”理念,将交通、医疗、应急、环保等公共治理难题转化为技术创新的“超级考题”。例如:
未来科技城为eVTOL飞行器划定专用空域;
天府国际生物城为创新药提供真实世界数据支持;
科创生态岛打造集展示、测试、融资于一体的“实景验证岛”。
这种“以需促创”的模式,让颠覆性技术得以在真实环境中快速验证与优化,极大增强了市场信心与社会资本参与意愿。
四、治理升维:政府角色从“管理者”到“生态架构师”的转型
柴俊武教授所言“生态架构师”,精准概括了成都政府在创新治理中的新定位。这一转变体现在三个层面:
(1)制度创新:打破体制壁垒,激活知识流动
“科技副总”“共享博士”等机制,鼓励高校教师以兼职形式进入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,打通了知识从象牙塔流向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。同时,“先用后付”“先投后股”等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改革,降低了企业试错成本,增强了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。
(2)园区升维:从“后勤保障”到“前沿指挥部”
传统园区主要提供土地、税收、基础设施等基础服务,而成都的新型园区(如白鹭湾、未来科技城)则具备更强的功能集成能力:它们既是物理空间,也是创新网络节点;既服务企业运营,也主导技术路线选择;既承接项目落地,也参与标准制定。园区本身已成为一种“创新基础设施”。
(3)风险共担:政府作为“耐心资本”与“长期合伙人”
面对未来产业长周期、高风险的特性,成都政府表现出罕见的战略定力。无论是对中试平台的持续投入,还是对前沿技术场景的开放包容,都体现出其愿意为不确定性买单的决心。这种“与企业共进退”的姿态,极大增强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与安全感。
五、未来跃迁:迈向全球创新版图中的“策源型城市”
展望“十五五”,成都的目标已不仅是“追赶”,而是要成为未来产业的原创策源地、标准输出地与解决方案输出地。其实现路径包括:
(1)组建“创新联合体”,推进全链条攻关
围绕低空经济、生物制造、量子信息等重点领域,整合高校、科研院所、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,形成“政产学研金服用”一体化的攻关联盟。通过任务导向型研发,集中突破“卡脖子”环节,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。
(2)发布“超级场景清单”,牵引技术突破
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(如智慧交通拥堵、老龄化照护、碳中和路径等)系统梳理为可拆解、可招标的技术需求包,面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。此举既能解决实际问题,也能孵化新技术、催生新业态,形成“城市出题—全球答题—成都落地”的创新范式。
(3)强化国际合作,构建开放式创新网络
依托“一带一路”科技创新联盟、中欧合作园区等平台,推动成都企业“走出去”、国际团队“引进来”。特别是在标准互认、数据流通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强制度衔接,提升成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节点功能。
(4)培育“科学家+企业家”复合型人才
未来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。成都应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,吸引顶尖科学家创办企业,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创业,打造一支兼具学术深度与商业敏感度的“双创大军”。
结语:一场关于创新生态与战略耐力的长跑
成都的实践表明,一座城市的未来竞争力,不在于拥有多少高楼大厦,而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让创新自由生长的生态系统。在这里,实验室不再封闭,企业不再孤独,政府不再缺位——各方在制度设计的引导下形成合力,共同完成从“火花”到“火炬”的能量转换。
这场竞速不是短跑,而是马拉松。它考验的不仅是技术实力,更是制度韧性、治理智慧与战略远见。当越来越多的“卡诺普”“沃飞长空”“芯脑科技”在这片土壤上拔节生长,当“一栋楼就是一个生态”“一座城就是一个实验室”的理念深入人心,成都正在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创新发展的新范本。
未来的成都,或将不再只是“西部高地”,而将成为全球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“创新极核”——在那里,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,理想与现实彼此照亮,城市的命运与人类的未来紧密相连。